前两年，在武汉律师培训上关于物权法的讲座上再次见过他，虽然他的有些说法不是很赞同，交流中部分回答也过于抽象，但但至今还认为那次能与之对话已是此生幸事一件，记得最后离开时，我看到他坐在一辆金色Ｓ８０的前排，下意识的挥手再见，他还专门按下车窗挥手，并说下次有机会交流。
如今，他已正式步入耄耋之年，有没有机会与之交流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，他已经教会我们思考的方法。
当年学法律的人，莫不是读他的民法教材启蒙的，哪怕是后来遍阅王泽鉴、史尚宽、梁慧星、王利民、徐国栋，也要保存一本最老的江平版教材做纪念。
身边学法律的人，大概都听过他那句“我只向真理低头”，和２０年前在他被免职后学生自发组织的贺寿会上唱的那首英文版的《我们绝不动摇》。
对他稍有了解的人，大概都对他那种对这个职业的何等认真和虔诚而感佩，尽管他在多年前就已谦称自己不再是法学家，而是只能算是法学教育者了。
每个学法律的人，都会为他毕生对重塑知识分子尊严作出的贡献而喝彩，面对政治以及商业逻辑所保持的独立品格令人钦佩。
每一个心怀良知的人，都会为这位为了推动每一部法律的制定和通过凭假肢步行、骑车，马不停蹄，去全国人大开会的耄耋老人而感动。
从不到二十岁开始，他就积极投身到这场以全新学说改造中国社会的过程中，以他一贯的知识、智慧和勇气引领我们的法学研究、法律教育以及法治建设默默推进。历经磨难的他常常教育我们，时机未到，社会条件不成熟，贸然提出过于激烈的观点，导致不必要的牺牲姑且不论，更可能因为挑起很大争议而延缓变革的进程。
他有深切的家国之忧，并对民族的命运一直保持着最强烈的关注，如果一个民族、一个国家需要有自己的脊梁，而他就属于这样的脊梁，而法治社会的建立靠的也就是这样的脊梁。
哪怕再不符合自然规律，亦要从心底希望他，永远健康，长命百岁。